本文的题记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在网上纪念馆留下的帖子。贴子中表
达的，是他和同学们对敬爱的老师——系统工程系主任杨为民的深深思念。
作为我国第一架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总设计师和可靠性系统工程的开拓者，２０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凌晨，杨为民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无比挚爱，带着对未竟事业的无限眷恋，永远地闭上了那双睿智的眼睛。
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１日，北京协和医院，杨为民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彻底的唯物论者，杨为民并不惧怕死亡，但他急切地希望手术能够成功，因为很多工作还等着他去开展。
为杨为民主刀的是协和医院最好的大夫。腹腔打开了，医生们却发出了无可奈何的叹息。癌细胞已经扩散，已不能手术切除。带着深深的遗憾，大夫做了一些疏通工作，就缝合了伤口。按计划应在下午２点结束手术，可不到１２点，杨为民就被推出了手术室。那一刻，杨为民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杨为民一直在与时间、与生命争分夺秒地赛跑。在住院半年多的时间里，杨为民３次召集病房会议，研讨推进“十五”预研课题的开
展。他还先后五次从病房溜出来，参加各种会议。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杨为民最后一次从病房出来主持国防科工委的“质量与可靠性”专家组会议。豆大的汗珠不停地从杨为民的额头滴下来，大家都赶他走，可杨为民坚持说，他作为组长不能走。会议开到１１点多，杨为民也坚持到１１点多。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他已经严重腹水了。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老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不是如何尽可能享受生活，而是抓紧时间拼命工作。”护士们说。杨为民完全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回忆自己功劳卓著的一生，度过最后的时光。“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航空金奖”、“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十杰”、“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记录下了他闪光的足迹。但是杨为民考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十五”预研课题刚刚开展，新的教学科研大楼还没有着落，一些年轻的技术骨干还需要培养……躺在病床上，可靠性事业发展的
点点滴滴不时浮现在杨为民的眼前。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国自制的第一架“运七”客机已试飞上天。八十年代初，国家已批准“运七”投入小批量生产。可是由于缺少可靠性工程研究，生产厂家估算的“运七”机载设备飞行时间不及国外同类型客机飞行时间的１／１０，民航部门不得不花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客机。
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摆在中国航空人面前——客机上天必须突破可靠性工程研究这道难关。当时，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驾驶技术研究所所长的杨为民挺身而出，数次到航空部请缨：“国家的需要是我们研究的方向，航空的困难是我们攻克的堡垒，把攻关任务
交给我们吧。”
可靠性工程是国际上新兴的一门边缘学科，国内尚未形成一个专业研究单位，可以借鉴的外文资料如同大海捞针。一个小小的无人驾驶技术研究所能承担如此重任吗？
有好心人劝杨为民，人到四十不学艺，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老本行是飞行力学，轻车熟路，又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这时候“转向”，风险太大。杨为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坦述己见：“困难是明摆着的，但这个困难如果没人去克服，咱们的客机什么时候才能上天？这是国家急需的大项目，咱们拧成一股绳，干吧！”这赤诚的语言像火种点燃了人们的希望。在杨为民的多方努力下，中国航空史上可靠性系统工程的体系破土萌芽。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中国第一个工程系统工程系和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在北航诞生。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航空系统的主要研制生产基地、重要机场都留下了杨为民
他们争分夺秒苦战的身影。
几年时间过去了，机载设备延寿成功了，“运七”的首次检修期限达到了国际同类飞机的５０００飞行小时。目前，“运七”已成为我国航空港内的最大国产机群，仅机载设备一项“七五”期间就为国家节省经费超过两亿元！鉴于杨为民领导的科研人员在可靠性研究方面开拓性的工作和卓越的成绩，“总装备部武器装备可靠性工程技术中心”、“国防科技工业可靠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航空第一、第二集团可靠性工程技术和管理中心”相继在北航可靠性工程研究所建立。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可靠性维修性研究拓展到海上的船舶、军舰，陆地的坦克、汽车，天空的卫星、火箭等领域。为此，杨为
民理论联系实际，及时主编了我国航空系统第一套《可靠性工程教材》（共七册），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和生产、科研单位的重要参考书。国际上一位可靠性权威人士来中国讲学时，在了解到北航可靠性工程方面的工作后，称赞杨为民在不少方面走在了他的前面。
躺在病床上，杨为民对陪护的女儿说：“学校分给我一居室，你收拾干净，交给学校，那是国家的财产，咱不能要。我这里挺好的，不用天天来看我，不要因为我，停下你手中的工作。”
生于１９３５年，喝着延河水、看着宝塔山长大的杨为民，１８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父亲杨秀峰曾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光荣的家庭背景没有使他养成盛气凌人的优越感。延河水的洗礼，老一辈革命家的榜样，父母的言传身教，赋予他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１９８３年冬天，８０多岁的父亲病重住院，作为独生儿子，杨为民一直坚持白天上班，晚上到医院陪住，从不因家事耽误工作。
半个月后的一个星期天，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接到杨为民的电话：“我首先向组织作检讨，我父亲前几天去世了，没有及时汇报。”所党支部书记非常意外，平时，杨为民正常上下班，系里的同志都不知他父亲已经病危了。支部书记心中一阵难过，特意叮嘱杨为民说：“明天的课你不要上了，我找别人代替，你好好料理一下父亲的丧事。你如果非要来，我们也把你堵回去。”
但支部书记深知杨为民的为人，几句话是挡不住他那股工作的劲头的。第二天清晨７点半，所党支部书记和几名同志赶到校门口，准备堵杨为民。７点４０分，杨为民果真来了。走在晨光中，杨为民清瘦的脸上，掩饰不住疲惫和憔悴。“老杨，你一定得回去”！“不，父亲临终叮嘱过‘不要因为我，停下你手中的工作’。”杨为民强压着悲痛坚决地说。８点整，杨为民又手持讲义准时登上了讲台。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杨秀峰同志逝世的消息，学生们震惊了：这几天杨老师一直像往常一样上课，哪知道他心中忍受着那么大的悲痛。许多同学流着热泪说：“这件事，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不要因为我，停下你手中的工作”是父亲留给杨为民的遗言，如今，杨为民又把它送给了女儿。当杨为民病危的时候，他心爱的女儿一样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杨为民的能力和贡献有目共睹。国务院、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都曾先后找他谈话，请他担任一定领导职务，他婉言谢绝：“我热爱航空事业，还是让我在喜欢的岗位上工作吧。”作为一名有着４０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杨为民对名利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说：
“工作是大家做的，功劳也是大家的。个人的贡献放在天平上是绝对不能与集体相比的。我是喝延河水长大的共产党员，我仅仅是做了该做的事。共产党员决不能把多得作为多劳的前提条件。”
在北航，至今还传颂着杨为民两让“高工”、两让“教授”的佳话。１９８１年，杨为民担任北航无人机总体研究室主任的时候，学校为鼓励有贡献的中青年教师，分配给无人机所一个高级工程师指标。那时，作为技术总负责人，杨为民领导的这个重大项目刚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职称指标，全所上下一致认为非杨为
民莫属。可他执意不报材料，指标只好上交。次年再评，所领导反复动员，他还是不报，只好差人背着他填写了申报材料。
１９８５年，学校评教授，刚组建了工程系统系的杨为民最符合晋升条件，系党总支书记两次动员，都遭他回绝。两年后，北航校长特别强调，老杨这次该上教授了，系里要做工作。杨为民仍然不予“理睬”。时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的张锡纯教授十分生气：“杨为民作为系主任不是教授，会影响本系声誉，他再不听劝告，我就向学校提出辞职。”在张教授的强烈要求下，杨为民在别人为他填好的表格上签了名。他说：“国家的困难大呀，十年动乱，教育界的欠账太多了。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党员干部理应让一让。”杨为民获得过很多荣誉，立过一等功，这些荣誉的授予没有一次是他本人填报材料
的。遇到荣誉他总是坚决拒绝，最后学校都不得不以组织决议的形式“命”他服从。他从不愿接受采访，更不愿意宣传自己，除非以组织名义“命令”他接受采访。面对众多记者的追问，杨为民真诚地说：“我仅仅是做了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荣誉全给了我，有
愧啊！请不要让我脱离群众！”
在目前很多人挤破脑袋想出国的情况下，杨为民先后七次放弃出国的机会。他说：“应该把机会让给年轻人，他们更需要学习和锻炼。”
翻开系里的收支账，可以清楚地看到，杨为民除工资以外的其余收入，能退回原单位的都尽量退了。不能退的，全部充当“集体基金”，用作系里的零星开支。
１９８８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奖照相机一部，他送给了系研究生
会；
１９８８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奖励两级工资，他用一级交党费，一级做学生奖励基金；
１９９１年，获得军工系统“光华奖”一等奖，５０００元奖金全部交给系里设立优秀青年教师奖励基金；
１９９３年，当选北京市共产党员十杰，奖励一部微机，他交给了校党委办公室；
１９９４年，获得“航空金质奖章”，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为他颁发１０万元奖金时，特意附耳叮嘱“不许上交”。可一回到家，他就给系党总支写了一份报告，郑重申明“功劳是大家的，奖金也是大家的”，还是把奖金交给了系青年奖励基金会；
１９９９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获奖金５０００元，交到系里做青年奖励基金；…… 一次，杨为民的女儿小兰到北航来玩，系里叔叔拿出一个精致的小闹钟说：“小兰，这是你爸爸得的奖品，你带回去吧。”小兰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喜欢这只漂亮的小闹钟，就拿回了家。谁知，第二天，她专门跑来送还闹钟说：“爸爸昨晚批评了
我，说贡献是大家的，奖品也是大家的，这个闹钟我不该要。”
杨为民的家离北航很远，出于工作和身体状况考虑，学校分给他一套校内带煤气的一居室，杨为民认为这是搞特殊，说什么也不愿意从原来住的那间简易筒子楼里搬出来。看到杨为民在宿舍里连杯热茶都喝不上，系里老师趁他出差时，强行帮他搬家。打开他的家门时，人们都怔住了：床上的被子钉着补丁，棉絮邦邦硬，床边一张破旧的两屉桌上堆的全是书，桌子前面摆着一条一坐上去就嘎吱摇晃的小方凳。参与搬家的卢玉珍老师感慨地说，“那么破旧的东西，扔到外面都没人捡。”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３０日，杨为民在病房里召集系领导开会。在近两个小时里，他始终站着用高亢激昂的声音和大家交谈。此后，杨为民的病情就逐渐恶化，思维逐渐模糊。当时，杨为民是在用自己最后一点力量交代工作。为了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杨为民把整个生命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他说：“创业者要始终保持冲刺精神。我愿献身于祖国的科技事业，使中华民族早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忘我的工作和无规律的生活，使他的身体过早地衰竭了。他有严重的肠胃病，不能吃肉和长纤维的青菜、水果，仅靠煮烂的面条和鸡蛋羹维持能量。他心脏不好，心室早搏，可每年却有２／３的时间在外奔波。为了他的身体，学校曾经专门作出决定，要他暂停工作，住院检查。面对系党总支“希望杨为民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务必注意身体”的考评意见，杨为民轻松地说：“我是搞可靠性研究的，我这个产品，关键元部件均无问题，起码还能安全可靠地再干好几年，
还能把年轻的学科骨干推到前台，接好发展可靠性工程的接力棒。”
病中的杨为民，消瘦的左脸颊上那道深深的伤疤更加清晰，它是杨为民忘我工作的最好见证。那是１９７７年的一天，作为无人机的总设计师，杨为民在机场指挥无人机试飞。在检查吊车时，由于吊车的机件失灵，飞旋的摇把重重地打在他的左脸颊上，掀起一大块皮肉，鲜血直往外冒。由于伤势严重，手术进行了４个小时、缝了４０多针才结束。
在医院刚住了一周，因放心不下试飞工作，杨为民就强烈要求出院。医生拗不过，只得同意，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全休，一周后回院复查。可杨为民一出院就直奔机场，这一呆就是４０多天。在这４０多天里，低烧也持续了４０多天，但杨为民硬是等完成了试飞
任务才回医院治疗。医生揭开他脸上的纱布，看到几乎溃烂穿孔的腮帮，又气又急：你为什么不按时来复查？真没有见过你这样玩命的人！
秘书杨崇颐保存了一摞厚厚的表格，上面记录着杨为民的工作日程安排。每月一张，每天分上午、下午、晚上３个时间段，密密麻麻的表格上几乎没有多少空白。
记者摘录了他一周的工作安排：
１０月１５日（周日）：全天在廊坊培训班讲课。晚上２２：０７乘５３次特快去沈阳。
１０月１６日：早７：３４到沈阳站，整天在高炮培训班和沈阳６０１所讲课。晚上２１：２７乘５４次特快离开沈阳。
１０月１７日：早７：１５到北京站。上午系里日常工作，下午３０１所开会，晚上找人谈话。
１０月１８—１９日，与有关同志商谈问题。
１０月２０日：十年系庆，晚上走访老教师。
１０月２１日：（周六）赴湖南开航空学会年会。这一张小小的表格，折射出杨为民工作的繁忙和敬业，更折射出他身上那种忘我无私的奉献精神。
１９８７年元旦，领导机关急需“运七”、“强五”等机种的可靠性分析的有关资料。任务过重，要得太急，有关部门担心来不及准备。杨为民说：“给我３天时间，我给你拿出来！”机关的一位同志说：“别的单位要准备一两个月，你三天能拿出材料？”三天后，杨为民果然工工整整地整理出８００页材料。杨为民说：“别忘了，我们全系有七八十口子啊！”这三天，全系从系机关到教研室，人人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昼夜加班。
一位年过五旬的女教师颇有感慨地说：“这么些年，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成了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９日清晨，已极度虚弱的杨为民，给系里的领导打电话，详细地询问并安排好今后的工作，并向大家一一问好。中午时分，就陷入深深的昏迷当中。 无论杨为民走到哪里，都把热情和关心带到哪里。就是在医院里，他的热心肠和严谨的作风同样赢得了医护人员的尊敬。
住院期间，杨为民做了一个表格，记录了他每天体温的变化和用药量的多少，他对护士说：“从这个表格中，或许能推导出体温变化和用药量之间的内在规律，不要以为护理是一门简单的工作，里面学问大着呢，我这个表格也许对你们护理别的病人有用。”
今天的北航工程系统工程系已初具规模，是我国航空等重要领域可靠性工程研究中心，拥有了包括３名博导、３０名正副教授，１００多名专业研究人员的国内最大的可靠性工程研究队伍，形成了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程技术和信息中心在内的完整研究体系，建立了从本科生到博士后的梯级人才培养系统。
面对商品经济的冲击，一些人不安心于清贫的教师工作，纷纷跳槽。杨为民领导的系统工程系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呢？系里的同志拿出了一叠系内规定，这些规定，大都是在杨为民的倡导下制定的。其中有《关心群众送温暖若干规定》１２条，《“青年奖励基金”条例》若干条，还有鼓励青年教师进修、发表高水平论文以及解决他们子女“入托”困难的若干规定，使青年教师安
居乐业，努力工作学习。今年３８岁的系副主任王自力，一直珍藏着恩师杨为民送给他的结婚纪念品：一对情侣表。那是杨为民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时的奖品。１９８８年，王自力硕士毕业想分
回四川老家，杨为民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就不厌其烦地找他谈话，帮他分析发展方向，希望他能留校工作。“杨老师那份真诚感动了我。”王自力说：“杨老师有一种人格魅力，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都心甘情愿跟他一起工作，尽管他有时很严厉，还爱发脾气。”为了在科研上把年轻人推上前台，杨为民甘当人梯。分别获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三种机型可靠性研究，杨为民起了核心作用。可上报成果时，他把自己的名字统统划去。年轻的系副主任康锐教授说：“杨老师经常跟我们讲，可靠性系统工程要求各专业必须协同作战，没有主角和配角之分。他总是要求我们站在国家和行业的高度看待和研究问题，鼓
励我们勇挑重担，把我们推到重大项目的第一线，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
年已８０岁的系名誉主任张锡纯教授已退居二线多年，每逢过节、过生日，杨为民都要到家探望，嘘寒问暖。有一年，张教授输尿管结石住院开刀，一向惜时如金的杨为民亲自推车将老先生送入手术室，并在门口守候了４个小时，手术后，他又亲自把张先生送到
病床。杨为民规定，教工过生日领导要亲自到家祝贺。可杨为民６０大寿这天，系领导准备送一个蛋糕庆贺时，他却一口拒绝，反而整天在外奔忙，没有踏进家门一步。
系里老王去世，家属请系里同志守夜。杨为民抢先说：“我去！”有同志劝道：“你家住校外，还是让住校内的同志陪吧。”杨为民说：“我和老王共事一场，让我最后陪他一夜吧。”他硬是在太平间守了一夜。系工人梁师傅病逝，在八宝山火化时，杨为民亲自推车把梁师傅送进整容室，然后又推车送进灵堂。他伤感地说：“以后再也不会有为梁师傅服务的机会了。”
杨为民的这种对同志的满腔热情和爱心，根植于他少年时期所受革命环境的熏陶。在早期自传中，杨为民生动地描述了小时候跟随父母辗转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往事，“当时在山地行军不能骑马，我也只得走，人小走不动，他们就用皮带捆住我的腰，上山时前
面的人拉我，下山时后面的人拉我。我亲身体会到叔叔、阿姨都是自己的亲人，我生活在大家庭中。有时，我们住在老乡家里，老乡都给我们做点好吃的（小米饭），可是他们自己却吃野菜。老乡们对我们真好啊！” 正是杨为民牢牢记住了人民群众如山高、似海深的养育之恩，才使他奋不顾身地把个人的一切都无保留地献给了党和人民。
２００２年２月６日，在相儒以沫的妻子和爱女的陪同下，按照杨为民生前遗愿，他的骨灰被静悄悄地撒在了长城内外。没有鲜花，没有送别的人流，正像他一贯的作风那样，不图虚名，不慕名利，但求无愧于祖国和人民。为了祖国的国防科技事业，杨为民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如今他化作了春泥，日夜守护在祖国的长城内外，看祖国日新月异，看祖国气象万千。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