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党员意识，是共产党人进行角色定位的“GPS”，体现的是一种“我是党员、向我看齐”的行动自觉，一种“我是党员我先上”的献身精神，一种“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的先锋模范作用。纵观党的历史，无数革命前辈无论是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历史关头，还是在日常的一些生活琐事上，他们都以强烈的党员意识，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和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何等神圣而不容亵渎，“共产党员”的形象是何等崇高而令人仰止，“共产党员”的信仰是何等坚定而不可动摇。正是有了他们这种强烈的党员意识，才使我们党的队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使我们的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深入学习老一辈革命家强烈的党员意识和党章党规意识，领略他们的崇高精神风范，并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和政治营养，对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崇尚俭朴。崇尚俭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老一辈革命家始终身体力行、率先垂范。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回到沈阳，驻地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毛泽东一见，脸就沉了下来，只吃了一点青菜。饭后，他对地方领导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你们一层一层仿效下去，这样吃起来，在人民群众中将会有什么影响？”1962年，朱德回到阔别30多年的井冈山，提出要吃红米饭和南瓜汤，说：“井冈山的红米、南瓜，我已30多年没吃到了，很想吃。”有一顿，南瓜没有吃完，他叮嘱说：“请不要倒掉，留着，下顿饭热一热我再吃，倒掉，就可惜了！”德高望重的陈云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清贫为乐，临终只留下了三卷《陈云文选》；他的一套内衣是1961年买的，一直穿到去世；他批阅文件用的铅笔，总是用到实在握不住了才换掉。
　　不搞特殊。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朋友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工作。当时，毛泽东认真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和蒋介石一样早晚要垮台。”刘伯承元帅作为南京首任市委书记、市长，与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有一天，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到了那里，看到一张通知，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回家的路上，父亲给我们讲道理：‘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不能搞特殊化。’”
　　公私分明。周恩来贵为一国总理，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公私分明方面堪称楷模。他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有“约法三章”：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与亲戚、晚辈订有《十条家规》：“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1973年，他陪同外宾访问河南，在洛阳看到出售的龙门碑刻拓片时，看了又看，爱不释手，想买一套，但搜遍全身也没凑够买拓片的钱。当地陪同领导提出送给他一套时，遭到他严肃批评。
　　严守秘密。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19日，周恩来要离开武汉的时候，才告诉邓颖超要去九江。去干啥，呆多久，什么也没讲。周恩来当然知道这次行动的性质。但党的纪律和规矩不允许他透露一点信息，他们只能在无言中挥手告别。后来，是邓颖超看了国民党的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南昌起义。周恩来患癌症后，邓颖超去医院探望，两人在病房里交谈。周恩来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也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这对为共产主义事业并肩战斗了几十年的革命伴侣，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恪守着党的纪律和规矩，坚定地把不该说的话深深地埋在各自的心底。
　　不准祝寿。1959年11月，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一天晚上，厨师提醒说：“少奇同志的生日快到了，要不要稍微给他改善一下伙食？”没想到，厨师的话让当地的一位同志听到了。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夫人王光美叫来，问她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刘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那天，刘少奇一直很生气，连晚饭也没吃好。晚上，刘少奇稍稍消了点气，耐心地对大家说：“蛋糕你们拿去吃吧，以后可要注意啊！”刘少奇在细小的事情上，严格要求自己与家人，严格遵守规矩的举动，使大家深受感动。
　　贵在自觉。1934年，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董必武所在的党小组开组织生活会，党小组长考虑董必武工作很忙，就没有通知他参加。第二天，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了，就找到党小组长：“昨天过组织生活，怎么没有通知我呢？我也是咱们小组的一个党员呀！”小组长赶忙解释：“您的工作那么忙，我就没有通知您。”董必武听了，严肃地说：“一个党的领导干部，工作再忙也要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活动，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后来，在下一次党小组的会议上，他作了自我批评，并恳请大家对他的工作和作风提出批评意见。还有一次，党小组安排去帮一个烈属家耕田，董必武光着膀子干得满头大汗，当时大家都劝他早点回去，他却一直坚持干完，并十分坚决地说：“参加义务劳动是党在根据地时定的制度，我是党的干部，应该带头执行。”
　　注重家风。在老一辈革命家中，有许许多多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故事。1962年，陈毅回家乡探望病重的母亲。陈毅进家门时，母亲赶忙示意把换下来的尿裤藏起来。陈毅见到母亲，关切地问这问那。过了一会儿，他对母亲说：“我进来的时候，你们把什么东西藏到床底下了？”母亲看瞒不过去，只好道出实情。陈毅听了，动情地说：“我小时候，您不知为我洗过多少次尿裤，今天我就是洗上10条尿裤，也报答不了您的养育之恩！”说完，陈毅把尿裤找出来洗得干干净净。习近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风熏陶。父亲习仲勋曾对习近平说：“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2001年10月15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给父亲写了一封祝寿信：“自我呱呱落地以来，已随父母相伴48年，对父母的认知也和对父母的感情一样，久而弥深。我从您身上要继承和学习的高尚品质很多……。”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良好的家教、家风和值得称颂的家庭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