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民间借贷成为腐败新现象

作者：丁伟

  民间借贷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民间借贷具有资金回报率高的特点，高额的资金回报率也必然也有着较高的融资风险，“零风险”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基本不存在的，除非与腐败有了关联。理论上讲，民间借贷行为既不违法，也不违纪。虽然法律不保护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利息，但基于合同自愿的获息依然合法，而党纪条规对党员干部的民间借贷行为也并没有明确的限制，这就给腐败提供了最好的伪装。利用民间借贷进行利益输送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现象一：借钱不为用，只为给利息

  “其实我不需要借钱用，我银行光存款就有七千多万，我向他们借钱其实就是想让他们赚点利息。”面对纪检人员，刘某如是说。刘某是一名亿万身家的成功企业家，资本雄厚，却先后向当地30余名党员干部借钱，每人所借的金额从十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每月支付3%的利息，刘某光每年对外支付的利息就高达300余万元。“我在当地的产业很多，方方面面需要这些党员干部的关心，向他们借点钱，支付些利息给他们，他们拿得安心，对我也能领情，自然就会多关照我的企业。他们做了我的债主，也不会希望我的企业出问题。我每年付出的300多万元利息，其实也就是公关费，花得值啊。”对于不缺钱也借钱付利息，刘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显然，刘某并非乐善好施，他所看重的是这些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

  现象二：我先借给你，你再借给我

   蔡某系某县副县长，对房地产开发商张某的项目多有关照，张某为了向蔡某表示感谢，多次向其送钱物，但蔡某均未敢收受。在这种情况下，张某向蔡某提出，让蔡某借款100万元给他，张某每月支付蔡某3%的利息，利息钱可以放心拿。蔡某听后动心，却又无钱可借。张某表示，其个人名下有一典当行，蔡某可以将其房产在该典当行抵押贷款100万元，付年息7%。蔡某获取这100万元贷款后，再借给张某，张某付其月息3%。随后，蔡某通过抵押贷款借给张某100万元，张某每年支付蔡某36万元的利息，而蔡某每年只需向张某的典当行支付7万元的利息。这样，蔡某用张某的钱再借给张某，分文未花，每年却净获利息29万元。

  现象三：借贷出风险，找人来承担

   2013年，某公安局局长单某将其家庭积蓄80万元借给了个体老板李某，月息3%，李某在支付了单某一年多的利息后，突然因经营不善破产，无力再偿还80万元本金给单某。单某向李某催款多次无果，眼看80万元本金就要打了水漂。在这种情况下，经与李某协商后，单某找到了其辖区内的某娱乐场所老板王某，提出让王某借款80万元给李某周转一下，王某迫于单某的权势，不得不向素不相识的李某借出80万元。李某在获取了这80万元的借款后，立即将这80万元又偿还给了单某。通过这种方式，单某“巧妙”地将其个人的不良借贷转移给了王某。而王某为了得到单某对其生意的照顾，明知借款给李某风险极大，但也还是按照单某的要求做了，换来的是单某在权力上的庇护。

  利用民间借贷行为的腐败现象在生活中已频繁出现，而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目前对党员干部从事民间借贷的行为，在法纪上还没有针对性的条规予以约束。基于民间借贷合同的自愿性，此类腐败现象在证据上又很难单纯地直接认定为违法或违纪，这就给了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鉴于此，建议从三方面在制度上予以完善：一是考量借贷的合理性，禁止党员干部从事没有实际资金需求的民间借贷行为；二是排斥借贷的职权性，禁止党员干部及其亲属利用其职权或职务影响从事民间借贷行为；三是限制借贷的高利息，禁止党员干部的民间借贷利息超出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唯有在制度上予以约束和限制，才能有效防止“民间借贷”这种行为钻了法纪的空子，成为新的腐败方式。（本文刊载于《党风廉政建设》2016年第9期）